北京法源寺后街的西砖胡同，1914年后最靠近寺院的那一处院子逐渐热闹起来，一些做官的、做学问的常往来其间，他们叫这里“诵芬室”。这屋子主人是常州人董康，他喜欢摆弄花草、娱情翰墨，还喜欢藏书刻书。
董康（1867-1947年），字授经，号诵芬室主人，常州人。其祖父董本仁，曾任山东观城知县，后保升知州；其父董介贵是县学生员，董康出生 后不久即去世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董康中举，次年会考连捷，未应朝考殿试，翌年补考后成进士。戊戌政变后入京供职，历任员外郎、郎中、法律馆纂修 等。辛亥革命后，先后任大理院长、修订法律馆总裁、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、币制局总裁等职，以及上海法科大学校长、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等。
董康说：“余性喜聚书，终日埋头故简，每至几案陵轹。”他早年在京城任职，经常流连厂肆搜访旧书，曾以8元的廉价，获得法式善（梧门）手抄的《宋元人小集》80册。被著名藏书家叶昌炽羡叹为：“书痴有此奇遇，不觉令人生妒心！”
董康搜书以宋元明嘉靖以前的古本为主，辛亥革命期间他买到恭王府及定王府流出的一些宋版书，让其他藏书家大为欣羡，也赶忙入京寻访。1916 年，董康又发现一部数百年来未见的宋代周密《草窗韵语》6卷，但这部秘籍2000元的高价，让书痴没有再度的奇遇，结果为上海藏书家所得。1933年，董 康在上海邃雅斋赵子丰处以390元购得嘉靖本《六朝诗集》。对一些好书，董康常常流露出“非寒畯所能过问”的遗憾。当购书之愿难以实现，他就利用传统的方 法抄写。如他在内藤虎处看到敦煌遗书影片中有他未曾看到过的，于是将它们借回迻录。他用抄写的方法得到了许多无力购置或无法购置的图书。
董康藏书的特色还在戏曲小说方面。如今，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善本藏书中，至少可见到10部以上曾经是董康诵芬室旧藏的戏曲本。如胡适所说：“董先生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。”
民国初年董康藏书有相当散失，主要因生活所迫，他将部分藏书让售给日本巨富大仓氏以维持生活。此后他由藏书转而偏重刻书，“以影印异书为唯一职志”，这应当与他售书解窘的遭遇有关。
诵芬室藏书不及其刻书印书著名，而使董康一“刻”惊人的书，则是1907年日本汉学家岛田翰撰的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》。这书是岛田促成皕宋楼售给岩崎氏后，让董康刊行的，结果震惊中国文化学术界，无不痛惜名列中国四大藏书楼的皕宋楼一去不返。
董康致力于刻书，在诵芬室长期雇佣一批“手民”，30年中先后刻成《诵芬室丛刊》等30余种，并有余力为吴昌绶“双照楼”、陶湘“涉园”等代 刻。在传统木刻之外，董康也从事新兴的影印和活字排印。为求讲究宋体字的真面目，董康不愿采用市面毫无古意的铅字，竟不惜将所藏的《龙龛手鉴》《广韵》两 部字书拆散，做铅字的字范。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曾评价董康印书：“始之以鉴藏，继之以校雠，终之以传布”，是“合收藏传播为一手者”。正是如此，他对董康这 个就藏书量和质并不是特别突出的藏书家，以非常高的评价。
董康一生中曾7次到过日本，每次去日本，访书都成为他的重要活动内容。其中 1926年至1936年间董康四渡日本，既有因逃亡而“受惊”的沧桑 情绪，又有因搜求古籍而心生为后世“授经”的喜悦心情。所有这些付诸文字，成就了一部比《浮生六记》更学术、比《书林清话》更情绪的一部理想主义者经典著 述《书舶庸谭》，于1939年付印出版。董康仍然选择了木刻版刷的中国传统印书方式。董康在日本看到了许多国内已失传或十分稀见的图书，他还特别注意小说 的寻访，在日本各大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小说作品，他尽可能详细地抄录国内很少见到的小说的有关序跋，以及这些小说的详细目录；他还利用日本的藏书，对自己 收藏的小说作了校订。
董康于服官从政外，既致力于藏书刻书，又能在似不相侔的法律与文学两端，同臻精深的造诣，确足以令人佩服。可惜其晚年不顾民族大义，出任伪职，最后病死狱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