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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康与诵芬室 阅读量:30

北京法源寺后街的西砖胡同,1914年后最靠近寺院的那一处院子逐渐热闹起来,一些做官的、做学问的常往来其间,他们叫这里“诵芬室”。这屋子主人是常州人董康,他喜欢摆弄花草、娱情翰墨,还喜欢藏书刻书。

董康(1867-1947年),字授经,号诵芬室主人,常州人。其祖父董本仁,曾任山东观城知县,后保升知州;其父董介贵是县学生员,董康出生 后不久即去世。光绪十四年(1888年)董康中举,次年会考连捷,未应朝考殿试,翌年补考后成进士。戊戌政变后入京供职,历任员外郎、郎中、法律馆纂修 等。辛亥革命后,先后任大理院长、修订法律馆总裁、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、币制局总裁等职,以及上海法科大学校长、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等。

董康说:“余性喜聚书,终日埋头故简,每至几案陵轹。”他早年在京城任职,经常流连厂肆搜访旧书,曾以8元的廉价,获得法式善(梧门)手抄的《宋元人小集》80册。被著名藏书家叶昌炽羡叹为:“书痴有此奇遇,不觉令人生妒心!”

董康搜书以宋元明嘉靖以前的古本为主,辛亥革命期间他买到恭王府及定王府流出的一些宋版书,让其他藏书家大为欣羡,也赶忙入京寻访。1916 年,董康又发现一部数百年来未见的宋代周密《草窗韵语》6卷,但这部秘籍2000元的高价,让书痴没有再度的奇遇,结果为上海藏书家所得。1933年,董 康在上海邃雅斋赵子丰处以390元购得嘉靖本《六朝诗集》。对一些好书,董康常常流露出“非寒畯所能过问”的遗憾。当购书之愿难以实现,他就利用传统的方 法抄写。如他在内藤虎处看到敦煌遗书影片中有他未曾看到过的,于是将它们借回迻录。他用抄写的方法得到了许多无力购置或无法购置的图书。

董康藏书的特色还在戏曲小说方面。如今,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善本藏书中,至少可见到10部以上曾经是董康诵芬室旧藏的戏曲本。如胡适所说:“董先生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。”

民国初年董康藏书有相当散失,主要因生活所迫,他将部分藏书让售给日本巨富大仓氏以维持生活。此后他由藏书转而偏重刻书,“以影印异书为唯一职志”,这应当与他售书解窘的遭遇有关。

诵芬室藏书不及其刻书印书著名,而使董康一“刻”惊人的书,则是1907年日本汉学家岛田翰撰的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》。这书是岛田促成皕宋楼售给岩崎氏后,让董康刊行的,结果震惊中国文化学术界,无不痛惜名列中国四大藏书楼的皕宋楼一去不返。

董康致力于刻书,在诵芬室长期雇佣一批“手民”,30年中先后刻成《诵芬室丛刊》等30余种,并有余力为吴昌绶“双照楼”、陶湘“涉园”等代 刻。在传统木刻之外,董康也从事新兴的影印和活字排印。为求讲究宋体字的真面目,董康不愿采用市面毫无古意的铅字,竟不惜将所藏的《龙龛手鉴》《广韵》两 部字书拆散,做铅字的字范。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曾评价董康印书:“始之以鉴藏,继之以校雠,终之以传布”,是“合收藏传播为一手者”。正是如此,他对董康这 个就藏书量和质并不是特别突出的藏书家,以非常高的评价。

董康一生中曾7次到过日本,每次去日本,访书都成为他的重要活动内容。其中 1926年至1936年间董康四渡日本,既有因逃亡而“受惊”的沧桑 情绪,又有因搜求古籍而心生为后世“授经”的喜悦心情。所有这些付诸文字,成就了一部比《浮生六记》更学术、比《书林清话》更情绪的一部理想主义者经典著 述《书舶庸谭》,于1939年付印出版。董康仍然选择了木刻版刷的中国传统印书方式。董康在日本看到了许多国内已失传或十分稀见的图书,他还特别注意小说 的寻访,在日本各大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小说作品,他尽可能详细地抄录国内很少见到的小说的有关序跋,以及这些小说的详细目录;他还利用日本的藏书,对自己 收藏的小说作了校订。

董康于服官从政外,既致力于藏书刻书,又能在似不相侔的法律与文学两端,同臻精深的造诣,确足以令人佩服。可惜其晚年不顾民族大义,出任伪职,最后病死狱中。